《人淡如菊——关于何济洲书法艺术的禅意花语》                                                     胡正良
与何济洲先生在丽江相遇时，正是秋菊烂漫的季节。此后，每每看到菊花，我都会想起他和他的书法。也许是花香弥散的久了，也许是流连忘返的醉了，我突然想把“人淡如菊”这则花环套在他的头上，并顺便摘下一片花瓣，品读着充盈其间的关于其书法艺术的禅意花语。
让一朵花富有禅意，那是自然世界赋予生命的绽放与修行；让一种艺术富有禅意，并以花语来释放如菊的恬淡与卓然，那则是社会生活给予人生的磨砺与启迪。作为从农耕文化的发祥地——甘肃庆阳走出的书家，当东汉思想家王符、明代书画大家米万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姹紫嫣红时，禅意的种子已在济洲的生命和书法里孕育。只不过这种孕育，是以情意的蓄积、诗意的探求，为前提和铺垫罢了。
其实，在中国书法史上，以情意的浓郁，诗意的灿然，来达到人淡如菊的禅意浩渺者并不是太多。遥望一下灿烂星河，可以说，最早人淡如菊且释放禅意的是钟（钟繇）、张（张芝）、羲（王羲之）、献（王献之），他们在风起云涌的历史舞台上，以洒脱娴静拥抱喧嚣红尘，以落花无语，留下了阵阵幽香；渐次排列的是顔（颜真卿）、苏（苏东坡）、黄（黄庭坚）、米（米芾），他们在潮起潮落的人生旅途中，以坚贞守望执着，以举重而循若轻，在繁华背后，释放了击节而歌的悲怆与苍茫。若把目光放之现当代，于（于右任）、林（林散之）、赵（赵朴初）、启（启功）或是最佳人选，他们或身名显赫而隔海望乡，或默默一隅而老列殿堂，或击破纷扰而仙风道骨，或痴迷书斋而清丽皇朝。
于是，有人惊呼，一花一世界，一点一乾坤。我在解读这些书法先贤们的如菊历程时，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突然云烟在眼：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情意的绿叶，诗意的枝干，去凸显如菊的花语，并最终以“禅意”来盛开不老的生命，最终走向走进了圣坛。作为后来者，这就有了“用一根线条去漫步”（保罗.克莱）、用一片花瓣去芬芳的参照系。
客观地说，能够走向这个参照系的书家，在当代其实是很少的。在书法院工作室名家大师多如牛毛的今天，在浮华浮夸已成时尚并被大肆追捧效仿的当下，以平淡对待名利，把荣辱诱惑挡在门外，以平和心态去彰显从容定力，进而修得人性人格的完善、人品艺品的升华，这是十分另类和罕见的。但济洲耐住了寂寞，守住了底线，没有随波逐流，做出了“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朱淑真）的卧薪尝胆式选择。这一选择，让济洲多了人格修炼上的炼狱体验，多了艺术追寻上的蜕变之旅。
如同田野的花需要泥土滋润一样，济洲书法艺术呈现的情意、诗意、禅意，永远是他脚下那片厚土的馈赠。在多年的花期孕育中，他曾以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苍茫气概，两千里路入京华，一骑执着追先贤，其“三意”释先贤的求索路径在当代中国已渐成风景、渐立气象。
在这组风景和气象里，济洲释放的情意，融入了庄老思想的朴素与超然，五十余载以临帖而求形像神似的描摹心路，或许最能证明这一点。在情意的花海里，他体味过篆隶的齐律之美，楷书的方正之美，行书的灵动之美，草书的飞天之美。耳濡目染间，以“结体的奇正、疏密、宾主、参差”为原点，完成了由线启情、由情启象的原始本体实践。这与苏珊.朗格所说的“艺术是人的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一脉相承，只不过济洲舒展情意的参照是巨擘大师、名篇佳作而已。所以，当我驻足他临摹的兰亭序、祭侄稿等众多作品时，常常为他读懂了先贤的喜怒哀乐而感叹，更为他发现了“人性的不断觉醒”（王岳川）、进而“不断弘扬生命力的历史”（王岳川）而沉思。给情意添加怀旧的翅膀，让它穿越时空在历史里飞翔，米万钟要是泉下有知，也会为后辈乡党题词庆贺的。
完成情意的蓄积，就一个人或一个书家而言，只是走过了一段复印历史的路。把或浓烈或悲怆或激昂的情意升华为诗意，那则是人格的完善，艺术的第二次飞跃。济洲从情意走向诗意的过程，与他地域层面的流转息息相关，与他师承的接续紧密相联。陇上的黄土赋予他线条的稳固，黄河的浪花赋予他结体的飞溅，京华的烟云赋予他墨色的凝重，而这些属于表层的意蕴，最多只能看作激起情意、催生诗意的外部因素。而起主导并相互贯通的，则是林散之、赵朴初、启功、欧阳中石等方家的教诲与启迪。那就是让章法在接受了线条、结体、墨色的洗礼后，找到了绽放的土壤，并初步开出菊花的式样来。这期间，济洲“躲进小楼成一统”（鲁迅），在燕园旁放逐了属于诗人气质的浪漫一面，在诗意境界里一砖一瓦地修筑着展示活体汉字的韵律大厦。逡巡在这座大厦的周围，看思索的线条涌出诗意的花语，这难道不是“二王”法书的千年一谭，难道不是“二王”潇洒魏晋后一抹起自北方的“抽象冲动”（沃林格）？
从情意的花海发出诗意的花语，济洲走了五十多年。也许是这一路的风景过于变幻无常，让他看淡了风花雪月，看惯了世事沧桑，看清了红尘眷恋，在迈入天命的门槛时，他突然有了禅意的向往。我在长久审视他最近完成的《心经》、《道德经》、《金刚经》等诸多小楷长卷时，看到了他从儒释道聚集思想内核，开始对书法本体“不疑不悟，大疑大悟”的美学反思。这种反思，我把它称为禅意向往。其实，在禅意的流变里，不论是秦汉立宗、魏晋登极，还是唐宋尚法、明清标意，走的都是一条回归苍茫、虚无自我的逸世之路。正在路上的济洲，此时是超然的。他不再作年少时的无病呻吟，不再作青春时的喷薄冲动，有的只是一份淡在骨气之内的寻常坚守。这份坚守使他即便离开故乡再远，也时刻留有陇上的温度，使他即便沉潜再久，也能散发饱含诗意的一缕温馨。因为，他已经站在了历代书法巨人的肩膀上开始远望禅意的风景。
济洲正在追求的禅意，源自汉字的力量，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历史基因，他在近乎无我忘我的境界里，用线条讲述着中国故事，用墨色释放着中国声音，用思想传递着中国气象。这期间，在长安街不远的地方，他以一份浩淼心胸与心斋小我的豁达和超然，以那种“修到梅花”后的孤绝，把佛前那株受人膜拜的定式青莲，在经历了时光的多次拷问后，孕育成一种风骨、卓绝为一道气韵。如果要借王国维的境界说一比，济洲找到了情意之第一种境界、诗意之第二种境界、禅意之第三种境界互为流转的基元。可以说，济洲在传递和点燃的思索中，走上了连锁突变的文化自觉之路。
其实，作为一个书家，传承先贤衣钵，处处充满艰辛，时时面临陷阱。有的人在情意里挥洒后，忘乎所以，表现形式上的滥情和虚伪，掩盖了求索路上的真实自我；有的人在诗意里陶醉后，走上极端，过分的修饰和雕琢，肢解了书法本体的原有韵味；有的人进入禅意的门槛后，悲观遁世，远离现实生活，其梦一样的所谓回归，再也无法使艺术的本性把“存在着的真理将自身置入”（海德格尔）。这既是做人的悲哀，更是为艺的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是情意、诗意、禅意之三种境界无法形成流畅的回路，无法构成互为因果的价值实现形式。一般而言，情意融入的是书家创作意向的客观选择与描摹，它贯穿在书法创作实践的初级阶段；诗意凸显的是书家创造组合的艺术追求，它伴随在风格形成的中级阶段；禅意诠释的是书家的心路历程，践行的是“意与灵通，笔与冥运，神将化合，变出无穷”（张怀瓘）的最高境界，它奠定书家在书法史里的位置。
如果要给济洲的“三意”勾画出一条轨迹，我想应该是这样的：情意阶段的济洲，以为人的热情奔放，衬托着书法艺术的天马行空。他在广泛涉猎后，试图以苏、黄的养分来滋养自己的园子，构架自己艺术天空的雏形。诗意阶段的济洲，以做事的金石之气，添加着艺术的魏晋风流。他在博采众长后，借助着欧阳中石先生的阳刚之气，向着“二王”的经纬款款走来。禅意阶段的济洲，以学养的摄入与丰厚、以佛学的感悟与觉醒，不断地滋补自己、淡然自己，他不在寻求个性的张扬，而把信仰深深地植入骨髓，不惜让肉体千百次地下地狱，而精神却始终向往着艺术的天堂。这让他在浮躁的当代中国书坛，有机会成为一道静谧的风景，有机会成为文化复兴视野下的一则书法注解。
把一个人读成一朵花，是需要时间的。把一朵花读出一个人和一种艺术的禅意来，是需要思辨的。人淡如菊或许不适宜当下的语境，但就艺术的锤炼而言，它是必须走过的孤独之旅、殉道之旅。正如人类思想史上，许多先行者倒在了思想的路上一样，济洲也不一定能达到那个终点，但他已执着地走在了路上。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大学中国国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