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家王立伟的“皮质雕塑”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创造。这种具有独创精神的材料选择和形式表现，以一种柔软温馨、更接近生命本体的语言形态，一下子拉开了和硬质的传统雕塑的距离，使其在当代雕塑领域中独树一帜。

以皮质材料“包裹”已经成型的雕塑，这个最初的动议具有很大的实验性质。因为它不是为自己塑造的人物设计一件衣服，而是为其“植皮”！他需要用大小不同的很多块“皮”，通过组接、粘合、缝制等技术性程序来完成。而恰恰是这一过程为他的作品带来一种特有的品格。皮块与皮块的衔接、衔接部选择在哪里、衔接的宽度（多余部分）如何确定，以及衔接部分的横截面（立边）如何处理等等，这些细节给艺术家富有个性的表现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如果是一件以寻常材料完成的人体雕塑作品，艺术家可能在“人体”身上留下或者强调工具制作的痕迹，但不可能出现与身体本身无关的空间、光影和线条。但当王立伟为已经塑造好的人体“植皮”的时候，空间、光影、线条这些形式因素就自然成为这件作品独特创造的关键。从头发、五官、体毛到身体的每一个局部和细节，都因“皮革”这一特殊材料的使用而变得生动而有创意。特别是在皮与皮粘合后被染黑的那些横截的“立边”，奇异地成为附着在人体上无法剥离的“线组织”。在一定的光影下，这些线组织形成陌生而奇妙的“人体”新的“空间隔离”，而这种人为的分割并非人体所本有，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一种“虚体结构”，并且成为一件雕塑最具有魅力的部分。特别是皮块在粘合与缝制过程中产生的线条和多余部分形成的特殊空间光影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表达方式。强烈的线条和光影是对身体结构的抽离与重组，使每个局部都与众不同，并且充满令人兴奋的视觉效果和形式张力。它们依据人体的结构而来，但并不纯属于人体的“结构线”。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线是在皮块与皮块自身结构中产生的，因此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它与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以线造型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于线的出现，王立伟的雕塑不再是“雕”和“塑”，而是具有了一种以线造型的“绘画性”效果，虽然这些线不是画出来的。在他的皮质雕塑中，常常幻化出一种“席勒式”的简约凌厉的造型风格。不只是线条的出现使雕塑具有一种绘画感，而且有些局部如眉毛、眼睛、嘴巴等虽然是使用了一种线型材料，但其效果却直接呈现为一种绘画性。雕塑虽然是在三维空间中展开，但传统雕塑中的衣纹处理就常常是平面的、绘画性的。一些当代雕塑家也试图在雕塑中寻求绘画性的效果，例如向京，她就是把雕塑当做“素描稿”，通过“着色”——即在雕塑上“绘画”来完成。这和传统的彩塑不同，她的目标是使更富于感性的色彩语言成为她雕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雕塑的材料，皮革是一种来自动物体的有机物，皮质本身的生命感既是生命结束后的物质留存，也是生命永恒的见证。艺术家通过皮革这一材料，使生命物质以艺术的方式回转到艺术的生命体中，呈现出一种可触可感的视觉真实性。正如艺术家所说，“皮革作为雕塑的一种材料语言，更加凸显出与生命有关的主题，正是生的延续与死的终结，构成东方生死轮回的哲学观，凸显出生命的易逝与永恒”。

但王立伟的皮质雕塑，又不完全是在“再现”的观念下使用这一材料，虽然皮质材料温馨、松软的感觉可以使我们回归到一种生命体验之中，但他给雕塑“植皮”并非一味地让观者回到“皮肤”的感觉之中，为此他没有做“肤色”处理，相反，他常常根据作品需要辅以一种主观色彩。在有些情况下，“植皮”甚至演变为“着装”，例如“达摩”和一个跪坐的男孩，皮质材料的添加已经演变为一种更具有质感的塑造手段。

不是不同的材料可以创造不同的语言，而是材料本身就是一种语言。艺术家对某种材料的发现和借用，实际上就是开辟了一块属己的语言领地。但这块语言领地给艺术的进一步拓展可能提供多大的空间，这是王立伟需要面对的课题。从他的新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断向前拓展的迹象，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期许，愿他在自己的语言系统中有更多更新更趋近当代状态的突破。